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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人类

作者:马克・奥康奈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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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长久的生命

为了存放那些乐观主义者的遗体,阿尔科生命延续基金会应运而生。这里的宁静与肃穆,是那样沉重而令人感到讽刺。我觉得讽刺感最浓郁的地方,正是摩尔自己的境况,或是我脑海中不经意、不受控制地去勾勒出的情景。

这个男人致力于帮助人类超越自身条件的极限,大幅地延伸人类经验和潜力所能达到的范围。摩尔在20来岁时离开大不列颠前往美国,开展了一场负熵运动(Extropian)。这一运动的命名是为了蔑视著名的“熵增原理”:在一个中心并不稳定的宇宙之中,一切的存在都倾向于分解、混乱以及衰落。这个男人将自己奉献给了一项特殊的事业,也就是他所谓的:“为了克服那些阻挡了我们的进步、限制了我们的可能性的约束条件而奋斗终身。这是作为个体、组织乃至物种应做的。”在这个男人还是个年少轻狂的男孩时,曾以一种激进的自我发明的姿态,将自己的名字从迈克斯·奥康纳(Max O'Connor)改为了迈克斯·摩尔(因为“more”意为“最大,更多”)。他曾经在接受《连线》杂志采访时对此做了解释:“这个名字真的囊括了我的目标的本质,就是不断改善、永不停滞。我周遭的一切都会变得更好,我会更聪明、更健硕,也更健康。这个名字将提醒我不断向前。” (4) 这个人曾以明确的、持续的方式进行了自我超越的尼采式任务。

摩尔成日都守在凤凰城郊区工业园中一个狭小的办公室里,被死者包围着。他为“病人”的希望“耕耘”——这是真的。不过同时,他也是尸体的处理者、遗体的保管人,相当于死灵飞船——这也没错。

摩尔与妻子娜塔莎合作编著的选集《超人类主义者读者》(The Transhumanist Reader )出版了,他在这本书的引言中写道:“成为后人类,意味着超越了那些导致‘人之境况’中不太理想的方面的限制。后人类将不再遭受疾病、衰老以及无法逃脱的死亡。”

摩尔关于未来技术能帮助人类摆脱缺陷的想法似乎源于他先天的乐观主义。他的母亲给他起名为Maximilian,意为“最大的”,这是因为在他出生的医院里,他是最重的婴儿。他感觉到,自己身上的某种超人类主义者的基因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从记事起,这种感觉就深藏在他的体内,这是一种对超越限制、甩掉缺陷的渴望。

摩尔出生于英格兰西南部的港口小城布里斯托(Bristol),他从小就痴迷于宇宙的奥秘以及太空殖民的想法。他对我说:“5岁那年,我观看了阿波罗号登月。我是少数痴迷于此事的人,观看了此后的每一次登月。我喜欢这个脱离我们所在的星球的想法。”那时候,他对一个叫《未来青年》(The Tomorrow People )的儿童节目情有独钟,这是20世纪70年代英国电视台的一档定期节目,讲述的是一群拥有超能力的青少年(心灵感应、心灵遥感、心灵传动)成了未来人类演化的守卫者。他们在拯救世界的挑战中,得到了一个在废弃的伦敦地铁站中安家的名叫TIM的人工智能的帮助。小时候的摩尔经常会在布里斯托各个书店和图书馆的科幻小说区域里流连忘返。同时,他也看了很多有关超级英雄的漫画,这一切可能都加深了他对人类未来发展的情感。漫威之父斯坦·李(Stan Lee)的漫画《钢铁侠》(Iron Man )表达了通过技术强化人体的幻想,这对摩尔有着特别的影响。

10岁左右时,强化人类的早期兴趣带领摩尔接触到了玫瑰十字会主义隐匿的奥秘。13岁时,他又转向了神秘主义。在当时他就读的那所非常保守的寄宿学校里,有个拉丁老师曾经开了一门有关“超觉静坐冥想”(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的课程,他是选择了这门课程的两个男孩中的一个。不过很快摩尔就发现,自己并不具备冥想所需的心性,因为它要求严格的静谧和耐心。

就像摩尔自己说的那样,十五六岁的时候,他发展出了更强大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从而脱离了青春期早期对神秘事物的着迷。之后,他又邂逅了自由意志主义,加入了一个名为自由意志主义者联盟(Libertarian Alliance)的组织。他对这里志同道合的人都非常友善,他们都向往着太空殖民以及增强人类智慧。在这个新的圈子中,冷冻保存技术是一个热门话题,而摩尔开始希望将自己塑造为这一领域的领先人物。1986年,还在牛津大学学习经济学的摩尔前往加州度过了6个星期。在加州里弗赛德市阿尔科生命延续基金会最早的总部附近,他展开了一次实情调查工作。再次返回英国的时候,他建立了美国本土外的第一个冷冻协会。

1987年,完成牛津大学的学业后,摩尔搬到了洛杉矶,开始了自己在南加州大学的哲学博士研究。他的毕业论文讨论了死亡的本质以及自我随时间推移的连续性。这一研究显然展示了他对冷冻保存技术和延长生命的兴趣。不过,只要摩尔在导师面前直接提出这一问题,导师就会表现出明显的不适。

“我问导师是不是觉得这不可行。”摩尔说到这件事情时,我们正坐在一个椭圆形的会议桌旁,可以从正对着的防弹窗俯瞰病人护理湾的远景。

摩尔说:“我想知道,导师在哲学层面会提出什么反对意见,比如,如果你复活了,或是意识上传了,那么‘你’还是你吗?她总会说‘不’。我问,‘那么问题是什么呢?’她回答说,‘这些想法都太阴森恐怖了!’”

说到这儿,他坐在皮椅子上的身躯突然略微前倾,当年的沮丧之情瞬间又重现在他的脸上。

“听到这样的话,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作答,”摩尔说,“如果不选择这样阴森的想法,那么我们需要面对的是什么?把身体埋在土里,然后慢慢等待着虫子啃食、让细菌将它分解殆尽吗?”

摩尔摇摇头,然后用一种坚忍克制的姿态摊开了双手。他说这种反射式的恶心感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他说,美国总统生命伦理委员会(President's Council on Bioethics)前主席利昂·卡斯(Leon Kass)曾经写了一本题为《超越诊疗》(Beyond Therapy )的书,这基本上就是对超人类主义的冗长的驳斥。

摩尔解释说:“卡斯提出了一个名叫‘厌恶的智慧’(Wisdom of Repugnance)的概念,也就是说,如果他感觉什么东西不对劲,那么那就是错的。人们通常会有这样的本能反应,这是因为神话故事告诉我们,对超越了人类极限的事物应该感到恐惧。比如《圣经》中的巴别塔,以及希腊神话中因为盗取神火而遭罚、被老鹰啄食肝脏的普罗米修斯。人们总会觉得,未来世界的事物是可怕的。可是一旦迎来了它们,人们又会欣然接受。”

刚到南加州大学的时候,摩尔遇到了一位名叫汤姆·贝尔(Tom Bell)的法学专业的学生。贝尔也是一位自由意志主义者。与摩尔一样,他对寿命延长、智力强化以及纳米技术也保持着极为乐观的态度。两人相见一拍即合,创办了一本叫作《负熵》(Extropy )的杂志。不久后,他俩又成立了一个非营利性组织,并命名为“负熵研究所”(Extropy Institute)。虽然两人中,摩尔与负熵主义(通常被视作早期的超人类主义运动)的关系更为密切,不过按照摩尔的话来说,贝尔才是创造了这个词的人。那段日子,贝尔把自己的名字Tom改成了T. O. Morrow,不过20世纪90年代末,他又改回了原先那个不那么炫酷的名字。

摩尔认为,他在1990年写的一篇名为《负熵主义原则》(The Extropian Principles )的文章阐述了这一运动的理想:无限扩张、自我改造、动态优化、智能技术、自发秩序。他认为这也是“首个全面而明确的超人类主义的声明”。负熵研究所没能坚持过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那时候,它已经或多或少地参与进了更广泛的超人类主义运动之中。后者被包含在Humanity Plus的官方组织之中。而摩尔的妻子娜塔莎正是Humanity Plus的负责人。

摩尔和娜塔莎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次晚宴上相遇。那次晚宴由20世纪60年代迷幻药大师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主持。这位大师在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开始倡导遗体冷冻保存及寿命延长技术。 (5) 虽然娜塔莎要比摩尔年长15岁,但两人自相遇那一刻起,就彼此感觉到了一种吸引力和思想上的联系。虽然那时的娜塔莎仍然和FM-2030交往,但在6个月后,他们的关系便走到了尽头。后来她邀请摩尔作为她主持的洛杉矶访谈节目的嘉宾,两人很快便开始约会。

我又前往他们的家,这次是去拜访娜塔莎。那是他们二人名下的一栋非常简约的别墅,他们还养了一条名叫奥斯卡的惹人喜爱的金黄色贵宾犬。最近,奥斯卡也注册加入了一个宠物专属的冷冻保存的项目。我到的时候,娜塔莎正急匆匆地吃着已经晚点的早餐——麦片加水果。她刚刚在坦佩市的一所名叫先进技术大学(University of Advancing Technology)的私立大学上完一节有关未来主义的课。

娜塔莎65岁,外表看起来泰然自若而又朴素优雅,待人接物的方式让人如沐春风。她保养得很好,岁月几乎没有在她的脸上留下什么痕迹。娜塔莎谈到了自己与摩尔的婚姻,认为两人更像是独立、互补的结合:理性分析与艺术风雅的综合,高校学者与社会名流的交融。她谈了很多,说到摩尔的英伦范、他的牛津本科学位,还谈到了他比自己要年轻15岁。

“我们来自不同的年代,”娜塔莎说,“来自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娜塔莎投身于先锋艺术和独立电影的世界。她曾经在日落大道经营着一家表演艺术夜总会,为《好莱坞报道》(The Hollywood Reporter )撰稿,还曾经为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工作了一段时间。她说,那几年里她和维尔纳·赫佐格(Werner Herzog)、贝纳尔多·贝托鲁奇(Bernardo Bertolucci)等名流都十分熟识。

娜塔莎谈到,在那段漫长而无拘无束的日子里,她的生活被形形色色的人以及各种各样的处世哲学填得满满当当。她讲了备份意识和身体的想法,也提到了肉体的脆弱性和技术的力量。她用一种神秘的口吻介绍着,表现出一种既热情又疏离的占卜师般的气质,就好像她已经身处遥远的未来。

像摩尔一样,她的名字也像是一种承诺的烙印,这是她对自己的承诺。维塔-摩尔(Vita-More)——更长久的生命。

娜塔莎告诉我,当年30出头的她便遭遇重创,身体极度虚弱。也正是从那时候开始,她开始认真地思考技术和死亡。1981年,由于异位妊娠,她失去了腹中的孩子。当时被发现的时候,她已经因大出血倒地,躺在一片血泊之中。当赶到医院迅速抢救时,她与死亡的距离只有短短的几分钟。当从死神的魔掌中逃出来时,她深刻地意识到了人类躯体的机制既脆弱又不可靠,我们每一个人都深陷困境,都会流血,都被烙上了死亡的印记。正是这次经历促使她走向了超人类主义的阵营。

娜塔莎说:“有人会问,如果你生活在某些信息闭塞的地方,一切都遭到严格的管制,怎么可能自由地思考。但是,我们每个人的人格实际上都被神秘、未知的事物所限制,这就是我们的身体。大病初愈之后,我看待世界的角度也变了。我对人体强化尤其感兴趣,比如,如何能在疾病和死亡的残暴威胁下独善其身。”

在一篇有关意识上传的文章中,摩尔记录了自己的想法。如果能够活足够长的时间,他愿意“将自己的身体换成其他实体或虚拟的存在”。未来人类生命载体的外形以及运转机制是什么样的,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不过娜塔莎的“原始后人类”项目(Primo Posthuman)应该是一个可能的答案。这是她所描绘的未来的蓝图,她称其为“平台多样的躯体”,这有点类似于现在的“可穿戴技术”的概念。人的躯体将被光滑的人形装置取代——一个“更强大、更灵活的躯体,具备可扩展的功能和时髦的风格”。只需要通过上传基底独立意识,你就能够拥有并控制新的躯体。

这就是娜塔莎眼中未来无躯体人类的原型,她对未来人类意识被上传到的载体形式的愿景。上传的意识包括她和摩尔的,也包括阿尔科生命延续基金会那些杜瓦瓶里存放的头颅中的意识,还包括那些在冷冻液中等待着成功复活的人们的意识。这就是娜塔莎对人类该如何重生的建议:带着自己的思想和意识降临到这些闪亮的人形机器上,新的躯壳装配着纳米技术存储系统、即时数据重播和反馈系统以及嵌入式高通量的矛盾检测器。

娜塔莎想象中的完全机械化的身体、不可穿透的机械外壳,这种理想的自画像难道不正是一种别具新意地对自己的脆弱和必死命运的抗拒?

她说:“如果现在的这个身体失灵了,我们就必须找到新的。你随时可能死去,这些死亡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接受的。作为一位超人类主义者,死亡并不会让我感到害怕,而是会让我感到不耐烦和烦躁。人类这个物种总是处于焦虑的状态,因为我们终有一死,死神总会结束我们的呼吸。”

我无法否认,这种必死之人的境况着实难以让人接受,而这正是我们要强化自己的原因。跟娜塔莎的对话,让我想起了自己对超人类主义的一贯不安的情绪。它存在的前提是,我们每个人都深陷困境,会流血,会被死亡击败。不过命运也存在着异数,也许科技能够挽救我们,将我们从这样的窘境之中解脱出来。也许,这两件事既有关系,也没有关系。

无论是冷冻悬置保存,还是用思维驱动的身躯的替代品,这些提议似乎都徘徊在对技术寄予的希望和凡人持有的恐惧的边界上。我无法想象自己会坚信这些论调。可我又同样无法将自己的信仰维系于现在的这个世界,维系于这个我所生活并将度过此生的所谓的真实世界,维系于它那些仍然不大可能实现的技术、基于妄想而生的经济制度和体系,以及那些难以想象的变革和狂妄之上。就我个人而言,我们所处的境地,即使存在了很多年,仍然不能让人坦然接受。

无论如何,这就是当我坐在凤凰城的机场,等待飞往旧金山的班机时的亲身体会。从都柏林到美国的旅程仍然让我饱受时差的折磨,我的感觉也变得亦真亦幻。我想,技术是否真的会是一个可行的策略。社交媒体、互联网、航空旅行、太空探险、电报、火车以及车轮,这一切的发明和革新,不正是我们为了脱离自己的身体、脱离自身所处的空间和时间而做出的努力吗?

这些想法是我和摩尔夫妇交谈后的产物,是我在那些冷冻保存的遗体的包围中度过了几个小时后的结果,也是我即将在旧金山面对的事实所带来的影响。我在那里要见的这个人,他的目标是取代自然。我要去见一位神经科学家,他长期的研究课题正是阿尔科生命延续基金会保留的那些“头盾”的未来的希望:将人类的意识上传到机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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